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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棘与花环——《苦难辉煌》笔记1
  发布时间:2021-04-02 16:41:19 打印 字号: | |

写在前面:我没有勇气标上一个“《苦难辉煌》的术与道”抑或是“关于什么思辨”之类高大上的题目,只有零散而琐碎的想法需要记录。而对于《苦难辉煌》这部书,我认为任何忽略整体而夸赞局部的行为都是欠妥的,因此,算不上读后感,这顶多是读书笔记。这部书的风靡,首先得益于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中宣部、中组部的推介,研究党史者千千万,而像《苦难辉煌》登堂入室,甚至作者走进中南海的为国家领导人授课,可就凤毛麟角了。也正是如此,那几年在文秘岗位的我,再忙也要抽出些时间翻阅,探其何至于魅力如斯。打开扉页便一发不可收拾,一遍,两遍,震撼,合上书来想想,再看一遍,感触愈发多了起来,下定决心要写点什么,记录点什么。

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,是苦难,也是辉煌;是荆棘,也是花环。自江西瑞金起,甘肃会宁止,跨过千山万水,这是革命;这跋山涉水的过程里,走过弯路,遇过叛变,有过分歧,无数次站在生死存亡的路口,无数次绝处逢生,这也是自我革命。越是披荆斩棘,越觉花环可贵,革命与自我革命相统一如同千锤百炼得精钢一样,长征的历程在反复的“捶打”的苦难中展现荣光,而《苦难辉煌》的长处正在于反复咀嚼“苦难”,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那富含生命力战斗力的韧性和辉煌。

 


散文式的笔法——党史还能这样写?

 

全书行文呈散文式,段列极短,草灰蛇线,随着阅读不断深入,愈发觉得这种行文方式妙不可言。一方面,几句式、一句式的段落成功营造了紧张急迫的氛围,似乎每一句话都是不可错漏的关键,不得不说这很大提高了阅读的吸引力,尤其是到了中央红军辗转突围的重要节点,“巧渡金沙江”“四渡赤水”“飞夺泸定桥”等危及生死紧要关头,前一句话还是插翅难逃的绝境壁垒,下一句话又是柳暗花明的逃生罅隙,从肝胆俱寒到长舒一口气,三回九转,荡气回肠,首先归功于如此紧迫的行文方式。另一方面,散文式的嵌入和展开,不简单地就事说事,免于党史材料枯燥乏味的陈落窠臼。天南海北的事件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,互为因果,人物形象的刻画来得更加饱满。不经意的巧合,偶然间的疏忽,却往往改变了历史的走向,让人感慨这才契合相互交织的历史本质。而更引人入胜的,莫过于那些美得如散文诗般的句子,“历史的奥妙,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;历史的冷峻,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”“恐惧迫使人们服从,利益引导人们服从,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”“未曾失败的人恐怕也未曾成功过”…研究历史的人,一贯地头脑睿智而语言精辟,我相信,这既是“通病”,也是历史对于历史研究学者的某种馈赠。

      全书将很重要的笔墨放在了前期的铺垫论述,写了足足十万字,红军还在江西没出发。然而,这恰恰是值得称道的,从孙中山的联共容共政策,到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路线,再到日本法西斯源起和军阀割据的国内形势,客观冷静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背景。从根本矛盾的角度来看,殖民的矛盾、军阀的割据矛盾、国民政府的形式统一矛盾,深层且无法调和,而各种力量间的角力和制约,又为中共国产党提供了一定生存空间,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和发展的必然性。一衣带水的日本,其法西斯理论是北一辉用“清水加饭团”在中国酿成的,有意思的是其第一本重要著作名叫《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》,这种多源起于社会下层又总以社会主义标榜自我的理论,并没有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土壤,转而成为日本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间的跳板。在法西斯思想在日本大行其道、“三羽乌”崭露头角、昭和军阀快速崛起的同时,社会主义思想也已在中国落地生根。一批青年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根基组建中国共产党,发自内心的信仰,来自五湖四海却又志同道合的人才,正好是经风雨不灭得以星火燎原的强大动力,也是支撑队伍翻雪山过草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内核所在。

关于弯路和错误,书中概不回避,一如前期对国民党政权和“清水加饭团”法西斯主义的精辟论述,直截了当,于细微处透着辛辣。28岁时的李立三成了彼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,并在1930年6月后成为实际“掌舵人”,他把舵的船变得勇猛奋进,又剧烈摇摆: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,最终“会师武汉,饮马长江”!同样犯严重“左”倾错误的博古,也是在28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,同样的年轻,同样的激进,同样的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。书中并没有将弯路和错误全归之于个人,而是强调领导人的年轻与激进,代表着政党的年轻与激进,而遵义会议选出了年长14岁的毛泽东,年龄上更成熟,对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认知更深刻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日趋成熟。没有弯路和错误,很难将自我革命推行下去。相较于农民运动,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里更具正统性,因此领导工人运动的“立三路线”看不起毛泽东的“农村包围城市”;相较于土生土长的革命领袖,留洋派的博古、共产国际派驻的李德等更具有“指导合法性”,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,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脱离国内实际需要,这是组织、是政党必经的弯路。

毛泽东并非战无不胜的神,土城战役失败,赤化四川成泡影;“鲁班场”战斗失利,红军只有离黔;“四渡赤水”后更是差点丢了指挥权——林彪写信请求彭德怀代替毛泽东主持工作,书中敢于直面“会理会议”这段历史,而且并不投机地将原因粗暴归结为林彪个人,而分析“四渡赤水”后的艰难困苦和全军低落情绪,深度分析其必然性。书中直言,会理会议让毛泽东怀疑张闻天、彭德怀、林彪合谋反对三人团,尽管这次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以林彪、彭德怀受到严厉批评、红军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而结束,但裂痕却再没能弥合,彭德怀讲,一直到1959年的24年里,此事被毛泽东提了4次。在遵义会议上举足轻重的张闻天,以其仅次博古的党内第二人身份和影响力,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,做了一次“命塘”(张闻天家乡一个叫钦链的知县修筑了“钦公塘”,绵延百里,护卫堤西良田,多次抵御大潮,百姓焚香祝祷,称其为“命塘”),他成功了。24年后,他决心再做一次“命塘”,不过,他失败了,那是1959年,庐山会议。

不得不说,作者金一南有着极其扎实的党史功底,相当娴熟的写作技法,人物典故和诗句挽联信手拈来,最打动人的,莫过于在患难与共中结下的革命情谊,以及老一辈敢为信仰洒热血的人性光辉,杨立三抬担架、周恩来抬棺、贺龙“打黑枪”、陈昌浩投弹…这面红旗下的故事实在感人,后在《苦难辉煌》笔记2中展开。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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