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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仰与情谊——《苦难辉煌》笔记2
  发布时间:2021-04-02 16:44:33 打印 字号: | |

荆棘催生花环,英雄并生叛徒,造就英雄的年代,有矢志不渝的忠诚,就有寡廉鲜耻的叛卖。人的一生何其短暂,“盖棺定论”是生命的终点,不是历史的完结,或讴歌,或唾弃,人若问心无愧,自有人评定功过是非。值此全国悼念喀喇昆仑戍边英雄之际,谨以此篇,致敬那些“播种,却不参加收获”的民主脊梁。

红军的坚韧意志和长征的波澜壮阔,固然让人荡气回肠,但这长征过程中的平淡事迹往往更令人动容,关于信仰,关于革命情谊,有很多瞬间,往往以那个年代特有的朴素,令人心中一震,鼻头一酸。枪林弹雨的年代,大概率直面生死,有些人带着信仰舍生取义,有些人为了信仰忍辱负重,心中有“主义”,且不管阵营,都应得到敬重。更令人感动的,莫过于出生入死间建立起来的深情厚谊,经过战火洗礼、岁月沉淀,那些辉映着人性光彩的高光与平庸、激昂与悲鸣,穿越一个世纪,早已褪去颜色,以最本真的姿态透出平和的温情。 

“抬出毛儿盖、扶上八宝山”——周恩来与杨立三的革命情谊

红军过的草地,并非触不可及,就在川西北若尔盖、松潘地区。时至今日,若尔盖仍以“中国最美高寒湿地草原”之称吸引着无数游客参观游览,足见其自然条件原始。还没过草地,周恩来就因为肝脓肿躺在了病床上,缺医少药的环境下过草地,只有抽调战士组成担架队抬出去。陈赓站出来任担架队队长,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亲自来抬担架,任谁也劝不住。长期缺吃少穿,冻饿交加,抬担架的人并不比睡担架的强多少,而杨立三等人硬是迈过了泥沼,抗住风雪,将周恩来抬出了草地。

过草地的恩情,周恩来终生难忘。

1954年杨立三病逝,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抬棺送葬,一如当年杨立三坚持抬担架,任谁也劝不住。当初,杨立三将周抬出草地,如今,周恩来将杨送至八宝山。我看过那张老照片,中间是遗像,两旁是周恩来、贺龙、陈毅、叶剑英、聂荣臻、彭真等人分立左右,素服白花,送杨立三最后一程。两人肝胆与共地过草地时,谁也不会想到20年后就会以另一种方式送别,再过20年,又会“十里长街送总理”。岁月流转,时光老去,那批同生共死的战友终将一一离开,肝胆与共的故事一半埋进黄土,剩下的人,除了送上一程,唯有无声缅怀。这种情谊,止于生死,又超越了生死,感人肺腑,历久弥新。 

“风雨忆龙骧、壮怀空马革”——国民党将领周浑元的高规格礼遇

毛泽东曾自述自己打过四次败仗,其中鲁班场战役的影响尤其深远:毛泽东差点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,遵义会议成果几乎成为泡影,造成这影响的正是周浑元。1935年,三渡赤水前的红军重创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,红军一改避走方针,“寻歼”周浑元。而长期与红军交手、各有胜负的周浑元,在鲁班场以逸待劳,一举击溃红军,以红军主力败退茅台、开始三渡赤水而终。保定军校出身、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周浑元,并非蒋介石嫡系出身,而后成为蒋的嫡系将领,一度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,不得不说,跟其卖力围剿红军有很大关系。

“风雨忆龙骧,楼船未下收吴地;壮怀空马革,金剑长枕惜楚材”。这是1938年周浑元病逝后,蒋介石亲自撰写的挽联,并追赠陆军上将军衔。且不说蒋介石亲题墓碑、追赠军衔,单是这挽联,就已经是相当高的评价和礼遇了。“龙骧”将军的称呼,最早是三国时代的关兴,乃股肱之将。“楼船”(战船)未下收“吴地”,应指周浑元北伐的军功。“楚材”的寓意更是妙绝,一是周浑元出生地为江西金溪县,古为楚地;二是“楚材晋用”,古指人才流失,此处用于痛失人才,正是恰如其分。应该说,征战沙场的将领身后能够得到如此评价,尤其是蒋介石的高度肯定,是难能可贵的。尽管政治立场不同,相较于骑墙派,这批人有主义、有能力、有血性,敢为信仰出生入死,理应值得敬重。周浑元弥留之际还留下遗嘱“当此民族存亡最后关头,不能追随委座,报效党国…”云云,令人唏嘘。其实,戴季陶、陈布雷、周浑元之流,至少是知行合一的,在理论上寻求逻辑自洽,甚至出版理论著作,在行动上证明蒋部嫡系,有的在信仰崩塌后自戕,有的临终遗言不忘党国,无论是基于“主义”还是“情谊”,也算对得起蒋介石的知遇之恩。

“三驾马车、分道扬镳”—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迥异人生

1935年6月,四川懋功,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。彼时,张国焘、徐向前、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“三驾马车”。短暂会师后,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就“南下还是北上”产生分歧。红四方面军人强马壮,多达8万人,中央红军则历经波折不足1万人,张国焘凭此“另立中央”,对此,“三驾马车”正是三种态度,人生轨迹就此迥异。有意思的是,三种态度与人生结局,存在着某种正相关的联系。


徐向前坚定追随中央

徐最早反对红四方面军“南下”,而后公开反对卓木碉会议“另立中央”,在许世友请示“中央红军走了,还对我们警戒,打不打”,坚持红军不打红军,最后与朱德、刘伯承等促成了三大主力会师。后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,人生结局是三人中最圆满的。


陈昌浩是摇摆后靠拢

张国焘取消“第二中央”,一是迫于共产国际压力;二是南下四川的军事行动失利;三是贺龙、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,天平已倾斜。而陈昌浩的转折点出现在四川战斗失利后,转而支持北上陕甘。值得一提的是,陈昌浩直接参加了红军第一次空战,以1995年授衔元帅级别的方面军政委监战、投弹,尽管犯过路线错误,但不得不承认,陈的立场坚定,在苏联治病期间还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,还获得卫国战争勋章。人生也颇坎坷,建国后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,死于文革。1980年,党中央追悼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,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”。


张国焘全面走向对立

不可否认,张国焘是绝对的实力派,两河口会师,是唯一让毛泽东率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雨中走出三里地迎接的人;南下四川,也是无限接近成功,一路凯歌的红四方面军若百丈战役顺利,“另立中央”势成定局,历史也或将改写。党内分歧和军事失利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,如王明、博古、李立三,张国焘最让人不屑和齿冷的是——投向国民党,这对于最看重气节和忠诚的共产党人来说,是叛变,是信仰不坚,是永不能洗白的污点。以张国焘的党内资历和威望,这个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,在三大主力会师以前,恐只有周恩来可与其比肩;以张国焘的能力和手腕,若从始至终混迹于国民党,也是党内大员或一方诸侯。坏就坏在中途变节,在共产党内没有陈独秀的风骨,半路出家的中将也不受国民党待见,晚年贫病交加,流亡台湾、香港,客死加拿大。就张而言,晚年信了基督,也证明确非“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”,此前的言行,让人质疑其所谓的信仰和理论。也许会感慨他一手天牌打得稀烂,然而人生就是这样,一辈子会面临很多路口,这边柳暗花明,那边绿树成荫,你可以选择任何一条道路,最重要的是,只要作出选择,从此山重水复只有一往无前,沉舟侧畔,千帆过尽,那是自我抉择的结局和宿命。 

“不认错、不叛党”——肃反能人戴季英的复杂与矛盾

1935年10月,长途跋涉一年有余的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,在此之前,刘志丹、徐海东开辟了陕北根据地,眼看会师在望、胜利在前,一场肃反却几乎葬送了全部希望,造成这一切的正是戴季英。时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的戴季英,曾有一次性杀掉48名军政干部的“肃反战绩”,在其刑讯逼供下,软禁了刘志丹、高岗等13人不乏陕北根据地创始人的“反派”,逮捕了一批营团级军政干部,更是枪毙了不少人,闹得十五军团(红二十五军、陕北二十六军组成)人人自危,若非中央红军及时赶到,这唯一可落脚的根据地也存亡未知了。

时至今日,以历史的眼光看戴季英肃反,当然有党组织不健全、权力架构冲突的历史原因,也有党内政治斗争的个人原因,更有敌我形势严峻、人人高度警惕的外部原因,“左倾”的路线错误应当由党来反省和纠正,而不应简单地归结于具体实施的个人。就肃反而言,戴季英过错很大,刑讯逼供,独断好杀,在敌人炮火中艰难留存的同志,轻易地死在了同志手中,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和影响,1960年戴季英被认定对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但从性质上看,戴确非叛变,其主观上仍保持着对政治保卫工作的忠诚,他有党性、有原则,直到1984年被平反之前,这个32年被开除党籍、一撸到底的人,在毛泽东说过“共产党不需要这样的干部”“永不启用”的环境下(写信要官被开除党籍),坚定跟着党,蛋打不飞、棒打不走,谈话讲话依旧要“毛主席语录挂帅”,一路坚强活到1997年病逝。中国革命的长期性、艰巨性,充分体现在这样同样复杂矛盾的党员个体身上,而怎样识别、区分,怎样使用、对待这样的党员和干部,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这个组织、这个政党的成长成熟,有幸的人,他活到了那一天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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